
1971年那封信速盈所,直接把一件事定了调:

邓稼先在信里把当年的来龙去脉写得清楚——关键的工作是国内团队一步步做出来的,苏联人只是短期帮了点忙,真正把事情扛在肩上的,是邓稼先和他的队伍。信到了手里,他沉默了很久,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沉重和遗憾,从那一刻起,这事就在他心里结了个疙瘩。
这之后的路速盈所,基本可以看成是他在慢慢回应那份疙瘩。杨在美国没有放下学术工作,照样在学界做研究、讲座,但他也开始主动参与中美之间的学术和文化交流组织,公开谈中国的科研现状。哪怕美国那边对他有怀疑、情报部门注意他,他也没因此退缩。1979年邓小平访美时,他当面表示愿意为中美友好尽一份力。更后来,2015年他放弃美国国籍,理由里提到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。到了百岁,他又提起过去,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当年的那句话。这些年里的行动连接起来,像一条线在往回拉那段断掉的记忆。

回到信件之前讲的事。杨第一次回国的时候,问了个直白的问题:我们的原子弹,外面人参与很多吗?那时候公开信息很少,各种猜测很多。回信里把事实逐条拆开说清楚,意思就是:核心工作是国内做的,外援有限,苏联专家没有长期在场。把真相摆在杨面前的,不只是交代事实,也把当初他没回去参与的选择的重量放回到他自己身上。读完信,杨沉默了,愧疚像根刺,扎进心里。
说到技术细节,那是件复杂又枯燥的事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国内的计算资源异常匮乏,能用的大型机房少,电子计算的能力远比不上现在。很多数值没法交给机器跑,就得靠人速盈所,一位位数字地核对,甚至用手摇计算器反复算。整个团队做了成千上万次试验,大量数据需要记录、比对、修正。为了把铀浓缩到需要的指标,整个团队花了三年时间攻克关键材料和工艺问题。那些年他们在青海的基地里一点点试、慢慢调,把实验堆、分离工艺、装置一个个调试到位。每一步都必须小心,哪怕是个螺栓松了,都会影响结果。

基地选在青海,地儿偏僻、四周有山、人口稀少,便于保密。条件很苦,生活没有太多现代化便利,夏天没有空调,工作时间常常被限制在清晨和傍晚,既是为了人的舒适,也是为了保护设备不被高温影响。科研人员常是汗流浃背,而精密仪器却脆弱得像瓷器,动一次得算好时间和步骤。外人很难直接想象这些细节:在干燥多风的高原气候里怎么保存精密设备、怎样在物资紧缺时合理分配试剂、如何在有限的备件里保证试验不中断,这些日常问题都要一条条解决。
把人员和背景交代清楚也很重要。杨振宁和邓稼先有共同的成长背景:小时候都在安徽,家庭里受教育氛围强烈,后来又一起出国读书。这段共同的留学经历把两人的人生推向不同方向。1950年成了分水岭:邓稼先选择回国,投身于保密的科研工程,躲进西北的项目里;杨振宁留在美国,专注理论物理,慢慢在国际学术圈站稳脚跟。因为这样的人生选择,两人一度断了联系,差不多有十五年左右没来往。
直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消息揭开,杨才慢慢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拼起来:原来有这么一支团队在国内默默承受着极难的工程任务,邓稼先是其中的核心人物之一。他从公开的线索、从信件里、从后来的人和事里,一点点还原出那段被隐去的工作。
科研的细枝末节也值得细说。团队不是每个设计都一次成功,很多方案在失败里被改进,很多参数在反复试验中被调整出来。那些日子里,实验室夜里亮着灯,仪表屏幕上不断跳动着数字,研究员们在纸张上比对、在黑板上写下修正公式。乏味的重复劳动堆积出最后的突破,这种画面读起来让人肃然起敬,也能理解为什么那封信对杨的触动那么大。
两条截然不同的人生路摆在那儿:一边是回国埋头科研、在荒凉基地里一点点啃动难题的人群;另一边是留在海外、在学术圈里发声并推动交流的人。选择有差别,但影响并不简单。邓稼先在信里把事实叙明,也把当年的情形交代给杨。多年后杨用行动去回应、去弥补那段缺席,这个过程里有公开的言行,也有私人的内疚和努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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