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1年那封信速盈所，直接把一件事定了调：
邓稼先在信里把当年的来龙去脉写得清楚——关键的工作是国内团队一步步做出来的，苏联人只是短期帮了点忙，真正把事情扛在肩上的，是邓稼先和他的队伍。信到了手里，他沉默了很久，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沉重和遗憾，从那一刻起，这事就在他心里结了个疙瘩。
这之后的路速盈所，基本可以看成是他在慢慢回应那份疙瘩。杨在美国没有放下学术工作，照样在学界做研究、讲座，但他也开始主动参与中美之间的学术和文化交流组织，公开谈中国的科研现状。哪怕美国那边对他有怀疑、情报部门注意他，他也没因此退缩。1979年邓小平访美时，他当面表示愿意为中美友好尽一份力。更后来，2015年他放弃美国国籍，理由里提到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。到了百岁，他又提起过去，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当年的那句话。这些年里的行动连接起来，像一条线在往回拉那段断掉的记忆。
回到信件之前讲的事。杨第一次回国的时候，问了个直白的问题：我们的原子弹，外面人参与很多吗？那时候公开信息很少，各种猜测很多。回信里把事实逐条拆开说清楚，意思就是：核心工作是国内做的，外援有限，苏联专家没有长期在场。把真相摆在杨面前的，不只是交代事实，也把当初他没回去参与的选择的重量放回到他自己身上。读完信，杨沉默了，愧疚像根刺，扎进心里。
说到技术细节，那是件复杂又枯燥的事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国内的计算资源异常匮乏，能用的大型机房少，电子计算的能力远比不上现在。很多数值没法交给机器跑，就得靠人速盈所，一位位数字地核对，甚至用手摇计算器反复算。整个团队做了成千上万次试验，大量数据需要记录、比对、修正。为了把铀浓缩到需要的指标，整个团队花了三年时间攻克关键材料和工艺问题。那些年他们在青海的基地里一点点试、慢慢调，把实验堆、分离工艺、装置一个个调试到位。每一步都必须小心，哪怕是个螺栓松了，都会影响结果。
基地选在青海，地儿偏僻、四周有山、人口稀少，便于保密。条件很苦，生活没有太多现代化便利，夏天没有空调，工作时间常常被限制在清晨和傍晚，既是为了人的舒适，也是为了保护设备不被高温影响。科研人员常是汗流浃背，而精密仪器却脆弱得像瓷器，动一次得算好时间和步骤。外人很难直接想象这些细节：在干燥多风的高原气候里怎么保存精密设备、怎样在物资紧缺时合理分配试剂、如何在有限的备件里保证试验不中断，这些日常问题都要一条条解决。
把人员和背景交代清楚也很重要。杨振宁和邓稼先有共同的成长背景：小时候都在安徽，家庭里受教育氛围强烈，后来又一起出国读书。这段共同的留学经历把两人的人生推向不同方向。1950年成了分水岭：邓稼先选择回国，投身于保密的科研工程，躲进西北的项目里；杨振宁留在美国，专注理论物理，慢慢在国际学术圈站稳脚跟。因为这样的人生选择，两人一度断了联系，差不多有十五年左右没来往。
直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消息揭开，杨才慢慢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拼起来：原来有这么一支团队在国内默默承受着极难的工程任务，邓稼先是其中的核心人物之一。他从公开的线索、从信件里、从后来的人和事里，一点点还原出那段被隐去的工作。
科研的细枝末节也值得细说。团队不是每个设计都一次成功，很多方案在失败里被改进，很多参数在反复试验中被调整出来。那些日子里，实验室夜里亮着灯，仪表屏幕上不断跳动着数字，研究员们在纸张上比对、在黑板上写下修正公式。乏味的重复劳动堆积出最后的突破，这种画面读起来让人肃然起敬，也能理解为什么那封信对杨的触动那么大。
两条截然不同的人生路摆在那儿：一边是回国埋头科研、在荒凉基地里一点点啃动难题的人群；另一边是留在海外、在学术圈里发声并推动交流的人。选择有差别，但影响并不简单。邓稼先在信里把事实叙明，也把当年的情形交代给杨。多年后杨用行动去回应、去弥补那段缺席，这个过程里有公开的言行，也有私人的内疚和努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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